“百强县”:小而美的时代终将过去

http://www.scdaily.cn/ 四川日报网 ( 2015/10/10 14:12:31 ) 来源:《新城乡》杂志
 



  “百强县”还能评多久未得而知,但“小而美“的时代终将过去。那些评比不论科学、权威与否,好歹留下了中国郡县们的些许念想

  新城乡记者 龙腾飞

  标准之变

  在一个榜单盛行的年代,“百强县”排行榜必然吸引无数人目光。

  所谓的“百强县”评选始自1991年,由国家统计局组织,当时的名称为“农村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评选。

  如果单纯从百强县的评价指标体系来看,从1991年开始,主要经历了两次变化。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于1991、1992、1994年评选过3次 “农村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主要反映的是县域经济静态指标变化。此后在“九五”时期中断了5年。而就在这一时期,国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

  到2000年恢复评选时,对评价体系、评价项目和计算方法都做出了较大调整。整个评价体系分为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和发展潜力三个方面,共设计了33个评价指标。

  这一变化,较之原先相对单一的“经济综合实力”,更加全面。但是,由于评选指标中缺乏对资源和环境影响的评价,加上太湖水污染事件的警示,国家统计局在2007年取消了“全国百强县”榜单发布。

  2000年-2007年,“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与政府机构“百强县”评选并行。

  该机构使用的评价名称是“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主要采用两个核心的经济指标:地区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并分别从总量、人均(平均水平)和增长速度三个方面来衡量。

  而每年,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也会发布一个名为“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市)”的榜单,主要根据GDP、地方公共预算收入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目三项指标加以遴选。

  对全国各地那些榜上有名或力争上榜的县来说,百强榜已经内化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并经异化为一种对GDP增长的盲目追求。当“太湖悖论”最终粉碎这种“GDP至上”的模式之后,对百强县的反思成为一种必然。

  分水岭

  国家统计局停止评比的2007年,背后的原因既有对经济发展至上、“以大为强”的矫正,也离不开那年夏天太湖水危机事件的影响。

  太湖周围所有的苏浙县域都进入了百强县,更是在全国十强县中占据了2/3的席位。“太湖悖论”成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中最沉重的叩问。这次危机,是对百强县发展模式的一次最大冲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二是评价指标体系。

  透过百强县亮丽光环,“太湖悖论”引发出三大思考:百强之“强”到底强在哪里?现行的评价指标体系出了什么问题?怎样的指标才能反映县域发展的实际?

  如果对国家统计局2007年的一些重大统计行动进行梳理后,不难发现,在进行农业普查的同时,整个统计系统都开始出现工作重心的转向,更加侧重于基础数据资料的统计,以及探索像“幸福指数”这样一些新的统计领域。

  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是我国长期研究国民经济的专家,从媒体的公开报道中就可以发现一个细节,像百强县这样的评比活动,谢伏瞻就任后几乎从未提及。

  而从当年统计局的一系列具体工作中,也可以清晰地发现,这种转向正处于“进行时”。由此可见,2007年百强县悄然取消,正是切合了经济增长方式和国家统计体系发生的转向。

  百强县的代价

  相对于重启评比的2000年来说,2000-2007年面对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之后的“百强县”排名有时来自于中郡所这样的民间机构,有时来自于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但是,固化的评价模式让整个社会陷入了“审美疲劳”。

  从数字来看,“百强县”无疑是全国县域经济的“国家队”。然而,这些县域经济的翘楚,也付出着数倍于弱县的“成长代价”。

  以土地问题为例,据计算,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全国十强县的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程度超过了2/3。即便是在2005年国家控制得最严的时候,十强县的耕地面积还平均减少了5000多亩,“一亩地用掉了七分田”的现象十分突出。

  与此同时,电力紧张、水资源紧缺在“百强县”中也很普遍,“民工荒”、“技工短缺”等问题频频出现。物质资源要素和人力资源要素的双重制约,越来越让这些“手中有钱”的强县有一种“有力无处使”的感觉。

  顺德806平方公里的行政区域面积中,只有130平方公里的耕地面积;南海1004平方公里的行政区域面积中,耕地面积不到200平方公里。

  与太湖水危机相对应,曾连续3年进入百强县的山西河津,在2007年3月和7月,分别被山西省环保局和国家环保总局进行区域限批和流域限批。如今,河津已在百强县榜单中难觅踪影。

  如果说按照2007年前标准出炉的百强县,是为中国县域经济完成第一次路径探索的话,在面对县域经济新常态的今天,就迫切需要探索建立全新的百强县评价指标体系。

  消逝的郡县

  2014年百强县榜单甫一发布,引起强烈质疑:广东作为我国第一经济大省,竟然只有博罗县入选“百强县”榜单,且排在第83位;令人同样费解的是,绍兴的上虞市(县级市)从榜单中永远消失了。背后的原因都是一个,撤县(县级市)改区。

  上虞并非孤例,不过是在重蹈曾经的全国百强首位的锡山市、十强县萧山市、顺德市、南海市等地的覆辙……

  发展城市经济既已成为各界的共识,那么通过撤县设区式的行政区划调整,能否成就大城市?仅就浙江一省看,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就兼而有之。

  公认的成功范例是杭州与宁波。2001年,杭州将萧山、余杭“收入囊中”,其市区面积从683平方公里猛增至3068平方公里,当杭州近年来频频向富阳、临安抛去橄榄枝时,后者表现得十分积极;鄞州2002年撤县设区并入宁波后,则创造出了小有名气的“鄞州模式”。两者的撤县设区已成全国“样本”,考察学习者络绎不绝。

  浙江北部湖州市的县改区,则遭遇了一厢情愿——2013年,当湖州准备将该市第一经济大县长兴撤县设区的消息传出后,长兴县四大班子强烈反对,企业和当地群众打出了“宁市不区”的口号。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专家对此表示:“这是强县弱市争财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县域经济和市域经济的矛盾。”

  在撤县设区的洪流中,江阴、常熟、张家港、义乌、太仓这些“带头大哥”的存在,多半是“抗争”的结果,如果不争,早被行政级别更高的地级市“吃”掉了。

  那些曾经响当当的名字:锡山、顺德、武进、南海、吴县、萧山、绍兴、南汇、吴江、通县……随着县(县级市)改区,分别成为无锡、常州、苏州、佛山、绍兴、杭州、北京、上海的一个城区。 往昔“百强县”前十名逐渐坠入历史的风尘。

  从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开始,县一直是农耕中国的主要地方行政单位,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一个个县开始相继沦陷。百强县的名单也离“最佳阵容”渐行渐远。

  “百强县”记载了它最后的荣耀,如果说县改县级市还算是对时代的响应,那么县改区则将县制湮没在城市扩张的洪流之中。“百强县”还能评多久未得而知,但“小而美“的时代终将过去。那些评比不论科学、权威与否,好歹留下了中国郡县们的些许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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