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入选被“绑架”高危人群?

http://www.scdaily.cn/ 四川日报网 ( 2016/9/17 22:32:50 ) 来源:《新城乡》杂志
 

在绑架的问题上,我们依然遵循着弱肉强食这一古老而基本的生物法则。人类虽然进化了很多年,但到了手无器械的个体性较量时,我们还是会用“我强还是他强”来进行判断和攻击

  新城乡实习记者 燕巧

  美国FBI里有个行为分析部,它的工作之一就是调查解释犯罪行为,然后对不明嫌疑人做出侧写,也就是人物画像。这种画像并不是画出嫌疑人的五官,而是画出其性别、职业、成长背景、行为偏好等特征。让我们借用这一方法,对被绑架者来一次画像侧写。

  越弱越“高危”?

  凡被绑架者,皆有其“弱”。当然,对于不同的群体来说,弱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弱的特征越外露,越好抓,则越容易被绑架。

  电影《搜索》里呈现的大概就是我们最常见的绑架场景。一位年轻女性刚知道自己罹患癌症,神情恍惚,在公交车上没有给老人让座,有人看到后拍视频、发到网络上,而后这位女性遭受舆论攻击,最后自杀了。故事的结局有些极端,但开头的场景我们绝不陌生。

  从高圆圆饰演的这位女主角身上,我们可以勾勒出易被绑架人群的第一个弱点——体力弱。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最易遭绑架,其中最甚又是女学生。君不见公交车上最容易被喊起来让座的就是她们,插队最容易插的也是她们。在绑架的问题上,我们依然遵循着弱肉强食这一古老而基本的生物法则。所谓“柿子捡软的捏”,这几乎是一种本能。知乎上一位答者说自己从来没遇到什么绑架,原因是什么呢?“我身高1米8多,体重200+,谁瞅我我都瞪得他提前下车”。

  第二个弱点是性格。易被绑架者大多性格较懦弱,在遇到被强迫事件时不敢声张和反抗,才会让绑架者看人下菜碟,得寸进尺。为什么同为女性,绑架者们一般不敢向大妈们下手?盖因她们虽然同样体弱,但内心强悍,吵起架来一个顶仨。

  有意思的是,这种内心的彪悍常常能弥补体力不足的弱点,甚至可以反弱为强。公交车上一声“滴,老年卡”让前排乘客心头一震,而牵着小孩的大妈能看得你心头发凉。他们借助舆论,就将“弱”转化成了绑架他人的最有利武器。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变成了“我弱我有理”,走遍天下无敌手。

  第三点是经济弱。与传统绑架勒索喜欢找有钱人下手相反,我们这里说的绑架更偏爱经济弱的群体。逼婚大概是现在很多单身青年最头疼的事。但这种头疼也是因人而异。你如果经济强大,生活滋润,直接说一句“妈,我不想去。对了,我给你和我爸报个团你俩去美国玩一圈儿怎么样?”妈妈也无可奈何。但要是经济不独立、还得啃老的你回一句“不去”,估计“你吃我的住我的,还不听我的”就能说得你无地自容。这种经济上的贫弱还常常会导致精神上的孱弱。综观那些被绑架者,精神弱的不一定经济弱,但经济弱的精神也好不到哪去。

  最后是筹码弱。对明星的绑架有网友用捐款数量多少来衡量善心,用节日是否发微博来绑架爱国。范玮琪因为先后在大阅兵期间、法国巴黎遭恐怖袭击新闻曝出时晒出自己的双胞胎儿子,因此被很多人骂不爱国,没有同情心。为什么明星、富豪这些众人眼中的强者也成为被绑架的高发群体?这是因为他们虽然经济独立、也有人保护,但公众人物的“声望”标签成为了他们的弱点。

  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声望是一个人、一部作品或是一种思想对我们的精神统治。明星的优势地位是由粉丝支持的声望构成的,一个明星可以因为一个话题瞬间成为当下宠儿,也可以因为一个话题遭万人唾骂。明星因声望而生,也可因声望而死,这就是他们的“练门”。

  绑架图个啥

  摸清了被绑架高危人群的样子,然而对于绑架者,我们却很难去侧写,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绑架者。当我们处于群体之中的时候,当我们变得情绪化、没有理性的时候,就可能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绑架别人,正如“你是好人,但社会的恶仍然与你有关”。

  人为什么会去绑架他人?

  最直接的动机是有利可图。如果绑架成功了,就能得到座位、捐款、帮助或者其他包括彰显自己道德高尚的心理快感。更深层次的心理动因是控制欲的实现。干涉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最终实现自己的意志,这会给人带来“大家都听我的”的愉悦的控制感。

  而绑架的导火线,通常伴随着观点的不认同。绑架者喜欢坚持两分法的观点,非善即恶,非好即坏。但事实是,世界是多元的,并不是只有一种对错。同时,伴随着绑架(评价、审判和干涉)这一行为的发生,这背后也隐含着对对方缺乏尊重,不让对方按自己的意愿来。

  在《中国梦想秀》的一期节目里,一位被亲生父母送人的女孩被安排在节目里和亲生父母见面,希望能够相认。但女孩选择了拒绝,因为在过去20多年里,亲生父母和她就生活在同一个镇子上,却一直没来看过她一眼。

  这激发了节目主持人内心的干涉欲,周立波指责女孩心胸狭隘,说她应该换位思考,想想当年父母的难处,应该学会原谅,否则“你永远不可能幸福”。

  周立波做的不过是生活中大多数人喜欢做的事,审判和干涉他人行为,但常见的不一定是对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做出独立选择的自由。

  《南方周末》曾采访过国内的器官捐献工作人员,一位工作人员说在器官捐献里,如果家庭情况比较简单,没一堆亲戚,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些。一位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去世,本来家人都同意器官捐献。晚上,母亲的一帮“小姐妹”过来,七嘴八舌地反对:如果是我的孩子,我就不同意。你怎么舍得,把你女儿就这样捐献了?转天,协调员们再去沟通,母亲哭个不停,重复自己不舍得。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不管决定捐或者不捐都能受到尊重,受到包容,不必遭受任何的非议。

  2010年的冬奥会上,短道速滑冠军周杨因为没有先感谢国家而遭受批评。而刚过去的奥运会,傅园慧“洪荒之力”的奥运精神风靡全国,秦凯何姿的求婚场面感动全球,专业的女排精神重新回归。我们对“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抛开了唯金牌论,开始赞叹运动员不断超越自我的运动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宽容和进步。

  只是,需要警惕的是,也要防止陷入另一种绑架里。面对着奥运奖牌榜上相比过去不再傲人的成绩,对于这届奥运会的成绩失望的声音也被淹没和抨击。

  哈罗德·伊罗生在《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里说,恢复黑色尊严的主张,不论是言论上的或者是付诸行动的,其力道和分量均可谓来势汹汹。用中国话说,就是小心“矫枉过正”。

  我们洗白了一种错误主张的绑架,却又同时陷入另一主张的绑架里。而要逃离这种怪圈,我们还得学会尊重,拥抱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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