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传统文化走得很艰难

http://www.scdaily.cn/ 四川日报网 ( 2014/7/3 11:55:50 ) 来源:《新城乡》杂志
 

这种回归是否有充足的动力机制和环境营造?或者说,中华传统文化的大道是否走进了每个人的心里?这决定了这种回归是理性复兴还是昙花一现

  本刊记者 龙腾飞

  《中国成语大会》火了。总导演关正文直言,现代人“对不起”成语。

  节目中那些年轻的面孔对于成语的熟稔运用,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印象。关正文说,成语是中国独有的语言资源,全面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智慧和核心价值观。可是,成语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渐渐被忽视。“成语就是进入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钥匙。它是表意工具,也能开启一扇大门。”

  电视媒体似乎一段时间来都在掀起中国传统文化热。从易中天、于丹、钱文忠的百家讲坛,到去年央视举办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再到现在劲吹的“成语风”,以至6月21日南开大学联合清华、北大、复旦、武大等40所国内高校,举办了“传统文化与高校教育高层论坛”,并发出“在大学教育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倡议书,传统文化一次次以新的形式被推到了国人面前。

  然而,这类节目在收获收视率和话题效应之外,并未显著拉高大众重拾传统文化的热情值。事实上,传统文化多年来一直在与西方文化的短兵相接中呈现“逆差”。

  从“认字”开始的隔岸样本

  一次签售会上,一位内地读者将《聆听父亲》翻到扉页递给台湾作家张大春,请他签名。张大春问:“要题上款吗?”这位读者连忙说要。于是张大春接过书,用钢笔书写下遒劲的两行字,颇有筋骨,透出童子功。

  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人很讲究书法之美——“见字如面”、“字如其人”,自小习书法的多,“门脸”收拾得干净。但随着电脑的大规模普及,提笔的人越来越少。到今天,文具店里已经看不到那种描红本了,而青年女子初识男子要“先看看字写得如何”的风气,早已成为历史。

  文房四宝的“消失”,自钢笔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因为很难想象在信息无国界的“e”时代,人们在传情达意前先来磨墨舔笔。因此,我们虽然获得了“书写革命”的胜利,却将我们通过汉字所承载的独特文化心理,逼迫到了一个尴尬的角落。提笔忘字——这让汉字几乎走到了被人遗忘的境地。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留存方面,台湾似乎成了隔岸的样本。但即便在台湾,近20年间也遭遇了与大陆同样的问题:现代化。人际关系疏离、家庭关系紧张、离婚率居高不下……台湾新儒家近年来做了不少努力,如学者曾昭旭针对现代社会被扭曲的夫妻之伦,开设了爱情辅导课程,四处演讲;学者龚鹏程说,毕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令人心生温暖的价值观。

  连马英九也曾为繁体字“请命”,他认为,繁体字是祖先传下的正统文字,不仅保存了文字的优美,具有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六书意义,易于学习,还可以保存、发扬传统优良文化。

  台湾传统文化的美好时代,是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晚期,当时有几大论战,譬如“我们要唱中国歌”,由此掀起校园民谣运动;林怀民的云门舞集,郭小庄的雅韵小集,都是在西方样式中糅进中国元素;还有学术界的“科学文献能不能讲中国话”等等,都是在努力凸显中国性与中国品味。

  “传统文化在当代还活着,但活得像‘植物人’。”有学者提到,中国文化在形成和演变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植物性文化的物质——静、群体性。这两个特质在文化的运作及衍生中,形成了相对保守的缺失活力及缺乏战斗性的特点及泯灭个体的特点,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从近代以来就陷入了困境。

  于是,张大春像小学生一样开始重新认字。在《聆听父亲》之后,他写了本奇怪的书:《认得几个字》。这是一本教孩子怎么认字的书,“买卖的买,练琴的练,背书的背,从语言学,从文字学,从声韵学,从看起来只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才需要教育的内容学起,想办法找一些小故事,让我6岁跟9岁的孩子有兴趣听。”

  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华文明“带来了一次重大的断离”。而他相信,要走出从中国有大学以来所传输的文学典范、美学规范或作品示范,大概只有一点,即“重新认识另外一个形式的民间语言,并且一个字一个字把我以为我认识的字重新理解一次。”

  龚鹏程则认为,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的境遇,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重拾传统,不妨从简单的认字开始吧。”

  主角缺席的表演
  
  一些能够完美表达东方情感的戏剧和古老民间艺术门类,也面临着被遗忘和边缘化的窘境。在传统文化节节败退的同时,其自身所蕴含的独特审美情趣,以及深厚的文化归属感,都随之淡出。中华之大,似乎已无法为传统文化安放下一张小小的书桌了。

  也有一些传统文化的影子以另一种方式在回归:电视中连篇累牍戏说历史文化的古装戏,随处可见令人生疑的中医养生文化,朋友圈里“不得不转”的儒释道经典,机场候机厅屏幕上口若悬河的国学应用“大师”……

  人们常将社会伦常的失范归结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失落,于是“国学热”开始盛行。不过最近9岁女孩茜茜(化名)在北京农村国学班被虐的事件,却揭开了国学教育乱象的冰山一角。热门的国学越来越被工具化,成为企业主提升企业文化,乃至家长管教小孩的法宝。一些诸如《弟子规》等国学经典,竟成为传销者们的“洗脑”利器,整个让国学变了味。

  不可否认其中鱼龙混杂。国学经典的滥觞和国学教育的失范,多少折射出传统文化在功利主义倾轧下的异化倾向。从读经热、汉服热、“孟母堂”、国学班、祭孔,到学校强迫学生们早课背诵《弟子规》等浮夸的表演,反映了国人对于民族文化主体性丧失的恐惧和焦虑。而在这些表演中,真正的优秀传统文化是缺席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传统文化?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无法为自己的祖先文化做出清晰、理智而又实用的定位。美国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里说:“一旦某一群体或民族开始利用民族主义或旧信仰、旧习惯复兴运动来保护其独特的历史遗产,这就标志着这一群体或民族飞速地迈入现代世界,而传统变成了一文不值的空洞观念。”

  用这一说法观照当下经济飞速发展、快步迈向现代化的中国, 此言不虚。
  
  “孔家店”到底卖什么

  在上下合力、各方使劲的推动下,传统文化的回归似乎是大势所趋,以至有学者用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但现实却是,“回归传统”多被当做了复古的口号和幌子,在国人的精神内炼和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外输方面,并无贡献。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在阐述中国“软实力”上升的话题时,所举的一个例子是,2006年中国在美国仅有不到10所孔子学院,而如今在美国拥有近百所孔子学院及类似的孔子课堂,在其他国家还有数百所。

  汉语作为世界上难度系数高的语言之一,却在世界各地掀起了汉语热。有人大声叫好,将孔子学院的风行说成是“东学西渐”、“墙内开花墙外香”。

  但是,尽管在全球频频开“店”,孔子学院却面临“到底卖什么”的困惑。据报道,孔子学院的老师经常被外国人问到,“能不能用一两句话说清楚中国的魅力在哪里?中华文化的特点是什么?”这时大家都难以精确表达。

  对此,教育部对外汉语教学发展中心(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感慨道,孔子学院就像现在的24小时店,可以做到“全程服务”,但做不到“前店后厂”。“后面的厂就是生产产品,可以‘上架’去销售,美国有好莱坞、华尔街、高等教育、硅谷和CNN这五大流行文化。我们有哪些品牌?我们不能永远说中餐、中医药、中国武术。”

  一个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大儒,口含橄榄枝漂洋过海,当然不是为了去卖弄锅碗瓢盆、耍枪弄棍。但中国传统文化究竟该外输什么?或者说,什么东西最能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这才是传统文化重建面临的最大困境。

  对于认为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和魂”这一“主流”观点,学界早已几番激辩。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景海峰是坚定的反对者:“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处于多元共生的形态,儒家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地位并不见得比其他诸家高到哪里去。”

  他谈到,即便如此,古人也早就认识到,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是一个整体,若仅把一家之言或文化整体的局部当成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根和魂”,必然会误导公众,不利于传统文化的现代重构。

  回归传统会过得更好吗

  导演王潮歌认为,所谓“传统文化回归”是一个伪命题。“现在你穿一个T恤衫挺舒服的,为什么要穿汉服呢?传统文化不是一个符号,它其实是在我们血液里与生俱来的思维方式。我们和外国人吃饭,外国人说咱俩AA制。你说不,还是我结账吧。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里的一部分。”

  前英语教师、智能手机创始人罗永浩被媒体问到一个问题,“假如(市场)环境逼你做坏事怎么办?”罗永浩说,“如果我的企业有一天,到了必须通过赖掉一些责任,或者耍些流氓才能生存,那我宁可让它倒闭……所谓‘成败论英雄’对我来讲始终不能接受,这也是传统文化中最糟糕的一部分。”

  在“方生方死、方可方不可”的现代社会,摆出了一个严峻的两难选题:为传统文化张目与追求现代性的选择。

  对普通人来说,很难有其他选项:用传统文化教我们的办法“出世”,却立身立足于充满功利的现代社会,结果真的会好吗?学者龚鹏程认为,传统文化的一些思维方式与现代社会基本上是格格不入的。比如《老子》的精义是“守柔”、“无用”,儒家追求“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义不计其利”,而现代社会的诉求是“做大做强”、“实用论”以及“工具理性”。当现代人无法面对与物质丰裕同时到来的心灵失衡时,“眼前无路想回头”,于是重拾传统,抚慰心灵,开始读经的人多了起来。

  这与中国古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如出一辙。他们在青年时期尊奉儒家文化,奋发图强;当仕途多有磨难,到了晚年时又遁入佛、道文化,从佛老思想中寻求内心的安宁。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就好比一架“云梯”,激励着仁人志士们努力攀登,去摘取事业的果实;而佛、道文化就好比是一张“安全网”,有人从云梯上跌落下来,就有这张大网将其接住。

  知识分子应该以何种姿态滑过心灵的天空?这在传统文化的语境中似乎早有“定规”:第一,学得权与术,货与帝王家;第二,远离权与术,采菊东篱下。而这,似乎正是罗永浩们为代表的技术新贵们最不齿的一部分。

  景海峰用“人、从、众”三个字的双向排列,来表达中华民族在全球化、现代化过程中丧失自我与回归自我的必然趋势:人—从—众,全球化过程中丧失自我的社会化之路;众—从—人,深入地全球化之后回归自我的个体化之路。这两条路是互补并同时进行的。今天,我们正走在“人—从—众”之路上,将来,我们就会“回归自我”,重新检视有着不可取代的精神价值的优秀传统。

  “我们一不留神,刚好就站在了文化重建的历史转折点上。”文化学者朱大可在《让经济向文化脱帽致敬》的演讲中,重申了传统文化重建的重要性。他认为,在未来的时间,谁能掌控乡愁、拥有强大的文化安慰力量,谁就能主导文化的复位和回归。

  许多人都注意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已有过多次重要论述,“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推向了历史的新阶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已经成为一种“大势”。但重要的是,这种回归是否有充足的动力机制和环境营造?或者说,中华文化的大道是否走进了每个人的心里?这决定了这种回归是理性复兴还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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